在全国对于传销的关注下，刘李冰率领的12人反传销团队也因此迎来了求助和咨询的井喷。从曾经传销组织的A级头目，到专职反传销，刘李冰与传销的“较量”已有8个年头。现在，刘李冰的团队每次出动救助，都会额外收取求助人每人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作为补贴。除了刘李冰这样的民间反传销组织外，还有各种帮助寻回误入传销者的组织，他们是以传销捞人为生的职业，收费从一两千元到八九万元不等。对许多急于寻回家人却毫无线索的传销受害人家属来说，他们或许是救命的稻草；但对更多的人来说，职业反传销者与传销者一样，都是难以被理解的。
胡慧（化名）与男朋友都在武汉上大学，今年刚升大三。正值暑假，有学长联系男友说洛阳那边有专业相符的暑假工，6月下旬男友就动身去了洛阳。“最初两天我们打电话过去，他总是不能及时接听，倒是也没问家里要钱，就是询问家里的情况”，胡慧说，男友刚到洛阳时表现还算正常，但7月31日的一次联系却让她意识到男友可能出事了。
心急的胡慧只好上网求助，有不少人主动为她出谋划策，更有人提出：“我有办法可以救出你男朋友。”胡慧联系后得知，对方原来是一个职业反传销人，开价就要两三万，“也没有告诉我们具体要怎么救”。
在QQ群里被告知该群体的救援行动是要收费的。“收费分情况，要看地区，是在哪里找人，大概是什么范围。如果难度是非常大的，费用要七八万元。”一位群成员解释说，费用中除了一些人工费、车费和住宿费外， “主要还是看当事人有没有用一些社交软件，我们要通过一些手段去定位，还要收取一部分技术费用。”
在寻找和解救受害者时，需要家属先把受害者的“姓名、照片、家庭住址、大概在什么地方、来了大概多长时间”这些基本信息发给他们。“如果是在整个河北，那就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是在廊坊、燕郊这两个地方，我能确保在两个小时内确定他在什么方位。”
刘李冰对自己的定位更多偏向志愿者身份。2007年，刘李冰被同学以找工作为名骗到南宁，并加入了传销组织，甚至当上了“传销老总”。但不久刘李冰就意识到，传销是一场骗局，并成功逃离，后来还顺利解救了同样加入传销骗局的同学。
反传组织是求助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常常，他们是在求助一些职能部门无果后，处于求天不应、告地无门的境况时才找到了反传组织。”尽管此话有可能夸大了事实，但民间反传销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确实折射出执法机关在打击传销的具体细节上有失责行为。
执法机关的失责，一方面确实是由于打击传销面临着诸多困难。因为前期获取证据有限，从而立案难；因为传销组织隐蔽、流动性强，从而取证难；因为法律法规不完备，从而处理难；因为主要犯罪嫌疑人难以发现，从而抓捕难……
但另一方面，执法部门间存在由于职责不明确而互相扯皮的现象。这是因为，按照规定，在我国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均有打击传销的责任，但并没有明确地职责分工，现实中就出现了责任推诿现象。
最近由于传销受到广泛关注，每天他本人收到的求助信息从原来的三四条增长到十余条，整个团队接到的咨询和求助信息更是多达百余条。据他介绍，接到亲属求助之后，团队会首先向知情者确定受害者误入的传销组织属于哪一种类型，具体所处地点以及受害者的精神状况、有无被洗脑等，再针对具体情况派出对该类型传销组织熟悉的成员，陪同亲属一起前往受害者所处地区，并联系当地警方共同展开救助，劝导受害者断绝与传销组织的联系，跟随亲属回家。每次行动时间大约在一周左右。
与刘李冰不同，张松则更多把解救受害者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生意，“肯定不合法，但是我觉得它也没犯法。我们帮家长找被骗进传销的孩子，又没偷又没抢又没骗人。这就是周瑜打黄盖的事，我帮你把孩子找到，完好无损地送到你面前，你再给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