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厅越来越多，柏林爱乐音乐厅，西安音乐厅，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深圳音乐厅，上海音乐厅。十多年来，中国被全世界视作古典音乐的莫大希望。如今，中国却在经历成长的烦恼。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20日报道，许多城市的听众仍然充满热情，演奏家层出不穷，音乐学院和音乐厅迅猛发展。纽约爱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都在此间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朱力亚德学院去年宣布将于2018年在天津开设分院。
报道称，但是，严重障碍引起了该领域许多人士的关注。观察家说，表演艺术机构管理不善，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培养听众，而听众对创新作品缺乏兴趣。
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常任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说，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对音乐而不光是明星的喜好。
最大的障碍是制度障碍。
的确，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古典音乐活动非常丰富。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只有几座专门的音乐厅，每年举办的音乐会也寥寥可数。如今，北京和上海居民可以在每年的数百场古典音乐演出当中加以选择。
报道称，与此同时，武汉和西安等二三线城市虽然建起了熠熠生辉的新剧场和音乐厅，但却缺少优秀的乐师和听众。这些城市大多没有固定的音乐季和邀请外国著名交响乐团的资金。在某些城市，一度宏伟的音乐厅由于缺乏维护而破败不堪。
斯坦福大学教授蔡金东是活跃在中国的客座指挥。他说：“这些二线城市的交响乐团非常渴望帮助。他们需要提高软性能力，从最上层的领导到乐师，还有音乐厅的维护、教育等等。”
在许多地方，缺乏优质节目导致门票销售不旺。有些管理者说，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局面出现了恶化。中国的慈善风气相对落后，缺少税收方面的刺激手段鼓励人们支持表演艺术机构。
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常务副部长任小珑说：“中国缺乏的是统一的文化政策。”
还有中国的音乐会听众对主流以外的音乐的兴趣问题。
报道称，“吴氏策划”是北京的一家表演艺术策划组织机构。该机构总经理吴嘉童回忆起了1996年首次邀请奥地利林茨布鲁克纳交响乐团在中国演奏布鲁克纳的作品时的情形。
吴说：“当时，大家都说曲子太长了，没人愿意买票。所以，我们演奏了布鲁克纳的《G小调序曲》，曲子很短，当然，我们随后演奏了施特劳斯，因为当时《蓝色多瑙河》就是中国人印象中的古典音乐。”
节目策划负责人说，现在大家不仅要求听到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音乐，还要求听到布鲁克纳、马勒乃至普罗柯菲耶夫的作品。但是，按照欧美的标准来看，所有这些作曲家都属于经典作曲家，而不具有创新色彩。
报道称，公众对电影和网络电视的兴趣日益浓厚，许多音乐厅为了得到他们的关注而费尽心思。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总经理林宏鸣说：“中国跟俄罗斯不一样。在俄罗斯，即便经济很差，大家还是会依照传统打扮起来去看演出。”
因此，主要音乐厅的教育性节目往往意在培养人们欣赏这种表演艺术，而不光是西方古典音乐。
余说：“音乐教育需要更加多样化。”
不过，更多的音乐厅正开始出售打折的学生票和年票。
林说：“我们的主要目标听众是中产阶级，所以我们尽量做到让大部分票价能与电影票的票价竞争。”
许多观察家说，中国音乐厅的最大挑战或许是找到得力的管理者：他们既有音乐知识，又有耐心说服地方政府相信，要扶持文化，仅靠修建音乐厅是不够的。
吴说：“中国太大了，我们的大型剧院和歌剧院太多了，但如果你要我说出5位能以专业化手段管理音乐厅的总经理，我恐怕说不出来。”
就连一些取得成功的负责人都承认，他们经历了艰苦的学习过程。
任说，在2008年加盟国家大剧院之前，他“对古典音乐一无所知”。
他说：“我们当时在了解曲目，心里想，马勒是谁啊？不过，在过去的7年里，我们对这种音乐和音乐爱好者加深了理解。”
在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地方，学习的意愿尤其重要，因为门票销售至少占到了收入的50%(许多美国顶级交响乐团的比例则是30－40%)。
吴说：“不过，一旦音乐厅有了出色的总经理，中国就要起步了。”
这样的乐观情绪仍然很普遍。
报道称，大批中国年轻人在学习乐器，据信这是听众增加的最主要原因。例如，林说，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古典音乐的听众有一半在40岁以下。
悉尼交响乐团曾4次来中国巡演。该乐团的总经理罗里·杰夫斯说：“6年来的变化是惊人的。”如同其他人一样，杰夫斯也认为，就在不久前，大家还会在演出当中大声咳嗽吐痰或者打手机，他们的孩子则到处乱跑。由于售票方面的问题，出现大片空位也不稀奇。
他说，现在的听众“真的懂音乐，想要以一种实实在在的方式去理解并接触这种音乐”。